新型城镇化:推动落户,集聚人口
2019-10-10 14:43

城镇化“不完全”,户籍制度阻碍发展。但由于制度缺陷的存在,我国城镇化的道路仍较崎岖。目前我国城镇化率的统计存在着两种口径,我们通常所说的59.6%的城镇化率以常住人口作为统计基础,若以户籍人口来衡量,18年我国城镇化率水平仅43.37%。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“裂隙”反映出我国的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“不完全”的城镇化,户籍制度的存在,使得部分城镇常住人口并未充分受益于城镇崛起。

14年:从城镇化到市民化。本届政府意识到,户籍限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和城市发展,劳动要素在产业部门间的配置失衡也与此有关。在此背景下,14年的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》指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“以人为本”,要让广大人民共同分享城镇化的成果,通过改革户籍制度,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。


3.  人口集聚大潮开启

3.1 现象:地方政策频出,东莞异军突起

地方政策频出,落户限制松绑。事实上,在发改委《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》颁布前后,多地已经陆续出台放宽户籍限制的政策措施,旨在为以往的落户限制松绑。比如河北省会石家庄发布《关于全面放开我市城镇落户限制的实施意见》,真正地实现“零门槛”落户,河南省在《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实施方案》中指出要推动郑州市放宽落户条件,其他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。即便是在广州、南京等一些特大城市,对于外来人口特别是高学历人才落户的限制也有不同程度的放宽。

广东全省抢得头筹,低线城市也有机会。各地政策频出将引发一轮抢人大战,哪些城市具有先发优势呢?从18年常住人口增加情况来看,广东全省对于外来人口最具吸引力,在城市“抢人大战”中占据先机。18年21个常住人口增加超过10万人的城市中,广东省就有5个城市入围。而值得注意的是,佛山、珠海、阜阳和茂名等城市常住人口增幅同样居于全国前列,可见低线级城市在人口竞争中同样存在机会,只要注重挖掘和发挥自身优势,也能够吸引到外来人才。

东莞异军突起,小学生数量首超上海。广东省东莞市就是低线级城市“逆袭”的典型案例,在18年广东省整体城镇化率刚刚超过70%的情况下,东莞市人口城镇化率超过91%。考虑到常住人口统计可能存在的失真以及我国义务教育的普及性,在校小学生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应能够反映城市的实际人口规模。18年东莞在校小学生数量首次超过上海,但其常住人口规模仅为上海的三分之一左右,人口吸纳能力可见一斑。

3.2 趋势:一线优势仍在,强二线正崛起


那么,现阶段的人口流动呈现什么样的趋势?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衡量现有竞争格局:一是常住人口增长率,由于短期内人口自然增长基本稳定,常住人口增速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短期的人口净流入水平;二是人口净流入率,人口净流入率越高,该地区吸引的存量外来人口越多,而由于户籍限制等原因,这部分常住外来人口无法顺利转化为户籍人口。通常来说,常住人口增速较快、人口净流入率较高的地区,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较强,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以及户籍制度的放松,将进一步吸引人口的流入。以下,我们分别从城市群、省份、城市三个维度来进行比较。

沿海城市群吸引力更强,中西部存量人口净流出。首先从城市群层面看,东部沿海城市群,包括粤港澳和长三角城市群,在净流入率和常住人口增速两个指标上均表现居前。其中粤港澳城市群的吸引力最强,以43.7%的净流入率和2.4%的常住人口增速明显领先于其他城市群。而位于中西部地区的,如长江中游、成渝、中原城市群,其存量户籍人口仍处于净流出状态。另外,京津冀常住人口增速在六大城市群中殿后,近年来其流动人口吸引力有所减弱。


粤浙增速领先,京沪囿于户籍。其次从省份层面看,广东和浙江在净流入率较高的情况下,仍取得了领先的常住人口增速,相对吸引力较强。受限于较为严格的户籍制度,北京、上海和天津虽然拥有较高的净人口流入水平,但近年的常住人口增速却低于多数省份,北京甚至已连续两年出现常住人口负增长,城市吸引力逐渐减弱。另外,东北常住人口流失情况依旧不容乐观,“黑吉辽”三省均呈现明显的常住人口负增长状态。